开国上将无排名，徐海东一番话含金量高，分量或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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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授衔仪式上55位开国上将的名单被高声宣读。 名单的第一位是国防部副部长萧克。 人群中响起一句调侃：“萧克可是‘镇’住上将的人呐！ ”这话传开后民间便有了“萧克镇上将”的说法。 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名单根本不是按战功大小排的军衔名单纯粹以将领们当时所在的部门位置排序中枢机关的排在前面大军区的靠后。 萧克只是碰巧在那个位置上任职。

真正的“分量”藏在另一个故事里。授衔前两个月躺在病榻上的徐海东将军收到评衔通知：他位列开国十大将第二。 这位曾统领红25军纵横鄂豫皖的老革命却写下一封让衔信：“我长期养病缺席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贡献太少。 大将衔请转授萧克或王震同志他们更有资格。 ”

徐海东的请求震惊了中央。他并非客套红军时期他就主动让出过军长职位。 而这次他点名的人选大有深意：萧克和王震都出身红二方面军和徐海东所在的鄂豫皖、红一方面军并无直接渊源。让一位功勋大将“跨山头”力荐这两人凭什么？

谜底藏在1955年1月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提交的原始方案里。当时彭德怀主持拟定的是一份“十五大将”名单萧克和王震的名字就列在其中。 这份机密文件证明在军方高层眼中两人本就具备大将资格。

要理解他们的资历得回溯到红军最艰难的岁月。 1934年8月在湘赣苏区面临覆灭时萧克带着一支9000人的队伍向西突围。 他麾下的红六军团政委正是王震。 这支队伍后来被称为“红军长征先遣队”他们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踏上长征路沿途血战80余场跨越5000里最终在贵州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 当1936年红二方面军正式成立时萧克已是副总指挥王震则统领着方面军最精锐的红六军团。

这样的履历在开国上将中独一无二：多数上将指挥的是“军”或“师”而萧克、王震共同创建并领导了一支完整的战略力量。 这支队伍并非依附主力部队发展而来。 在中央苏区失联的危局下他们独立开辟根据地、扩编军队连共产国际都曾误以为湘赣苏区是“中国南方苏维埃的指挥中心”。

抗战爆发后两人的职位同样耀眼。 1937年八路军整编时共设三个主力师萧克任120师副师长（师长贺龙）王震则执掌该师头号主力旅359旅。 翻开大将名录：位列第三的黄克诚是115师344旅政委第四位的陈赓是386旅旅长。 萧克作为师级副职、王震作为核心主力旅长与这些大将站在同一起跑线。

真正让徐海东动容的是王震359旅的另一个传奇。 1941年当日军封锁令边区陷入绝境时王震带兵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两年后这支“扛枪的农民”开出26万亩良田年产粮900万斤硬是把陕北荒原变成“米粮川”。 毛泽东亲自题词“有创造精神”连蒋介石听到报告都难以置信：“这是王震的部队？ 不可能！ ”

萧克的分量则更早在军中确立。 抗战初期朱德回延安时是萧克代理八路军总司令职权。 1942年他主持编写的《步兵操典》成为全军训练范本。 1949年百万大军南下他担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和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组成指挥核心。 刘伯承曾公开称他“打仗如教科书”连素来寡言的林彪也罕见评价：“萧克这人稳。 ”

1955年最终评衔时平衡原则起了关键作用。 红二方面军已有元帅贺龙十大大将名额需考虑各“山头”平衡。 同为红二方面军出身的许光达被授大将因他筹建了装甲兵部队。 而战功更显赫的萧克、王震反而因“代表性重叠”退出大将序列。 王震的部下后来回忆：“授衔前首长跟我们说‘我当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那天他回家后整晚没说话。 ”

上将中类似资历的不止两人。 指挥四野主力的李天佑、华野名将许世友都战功彪炳。 若论“独立建军”的含金量只有萧克、王震有“另起炉灶”的经历。 这种能力在军队系统中格外受重视十大将中的张云逸、徐海东同样是凭借早年创建红七军、红25军的资历入围。

1955年授衔现场的一个细节印证了这种“分量”。 按规则大将应着深蓝色军礼服上将着浅蓝色。 萧克被特意特批穿着大将礼服登场知情者透露：“总干部部打了报告说萧克的职务还是该按原方案级别对待。 ”

徐海东的让衔信最终未被采纳其中深意被将领们铭记。 十年后当有人问起开国上将的差异时徐海东只答了一句：“不是所有上将领兵的路都像萧克王震那样自己开出来的。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