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过程论”与“顾诚论”：李岩争议背后的两种史学范式之争
“过程论”与“顾诚论”的谐音巧合，恰似为明末李岩（李信）真实性争议量身定制的讨论切口——二者不仅是名称的巧妙呼应，更代表了历史考据中两种核心范式的分野：“过程论”以历史事件的动态连贯性为纲，注重“多信源叙事耦合”与“历史逻辑闭环”；“顾诚论”以细节实证为基，强调“原始官方史料”与“个体生平锚点”。这场围绕李岩的争议，本质是两种范式在“史料残缺时期如何判断历史真实性”问题上的碰撞，其启示远超“人物是否存在”的单一讨论，直指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核心。
一、“过程论”范式：在动态关联中锚定历史真实性。
“过程论”的核心主张，是将历史人物与事件置于“动态发展过程”中审视，认为真实性的关键不在于“个体细节是否完备”，而在于“人物角色是否与历史进程形成逻辑共振”，“多份独立史料是否构成叙事耦合的证据链”。对李岩而言，其真实性的支撑点，正深嵌于大顺政权“从流寇到尝试建政”的两大核心过程中。
1.与“政策转型过程”的共振：李岩是“均田免赋”的必要推动者。
明末农民军多以“劫掠生存”为常态，唯独李自成部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入河南后，突然转向“均田免赋”“禁淫掠、抚百姓”的策略——这一从“破坏”到“攻心”的转型，是大顺区别于其他农民军、最终推翻明朝的关键转折。而这一转折的“推动者”，在多信源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叙事：
江南士人计六奇《明季北略》载“李岩劝自成取天下以民心为本，罢横征，民皆归之”；
浙东史家谈迁《国榷》提“岩，河南举人，说自成行仁政，禁将士掠民，军声始振”；
民间流传的“迎闯王，不纳粮”歌谣，更成为这一政策落地的民间佐证，与李岩主张直接呼应。
这些记载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立场的作者，无明显抄袭痕迹却指向同一人物与事件——若按“过程论”逻辑，否定李岩存在，就意味着否定大顺“政策转型”有明确推动者，需强行将其归为“李自成自发觉醒”或“武将集体顿悟”，这既无任何史料支撑，也违背李自成此前“转战十余年未尝抚民”的行为逻辑。显然，李岩的存在，是让“流寇→争取民心→壮大灭明”这一过程形成闭环的关键节点。
2.与“内部矛盾过程”的共振：李岩是“路线之争”的核心载体。
大顺政权的内部矛盾，始终围绕“流寇派”（刘宗敏等武将，主张劫掠官绅、维持军事独裁）与“建政派”（主张约束军纪、拉拢士绅、建立统治秩序）的冲突展开——这一矛盾从入京前持续到溃败后，是大顺速亡的重要内因。而李岩的事迹，正是这一矛盾的具象化：
他劝谏李自成“禁刘宗敏掠官绅”，反对“追赃助饷”的极端方式，本质是“建政派”对“流寇派”既得利益的挑战；
他主张“善待吴三桂家属、招抚关宁铁骑”，试图为政权构建北方防线，却因“流寇派”阻挠无果；
最终他被李自成所杀，成为“流寇派”压制“建政派”的标志性事件，直接导致大顺“自毁纠错机制”。
按“过程论”视角，若李岩是虚构的，大顺“路线之争”便会失去具体载体——谁在代表“建政派”发声？谁在与刘宗敏对抗？杀李岩的行为为何会引发“自毁长城”的连锁反应？显然，只有承认李岩的真实存在，才能让“路线冲突→决策失误→快速覆灭”的过程具象化，否则这一关键矛盾便会沦为模糊的“内部混乱”，失去历史研究应有的细节与逻辑。
二、“顾诚论”范式：细节实证的价值与语境错位。
必须承认，“顾诚论”所秉持的实证主义精神是历史学的基石。在对史料充沛、记录系统的历史时期（如明清中后期）进行研究时，其“以官方史料为核心、以个体细节为锚点”的方法无疑是金科玉律——例如考证某一明朝官员的生平，“官方任免档案”“家族家谱”确是不可替代的核心证据。但其局限性，恰恰体现在将这种成熟时期的考据范式，不加调整地应用于明末农民战争这类“史料生成环境特殊且残缺”的领域。
1.核心论据：以“无官方记载”“无家谱实证”否定存在。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对李岩真实性的质疑，集中于两点核心证据：其一，“李岩之名未见于明末官方档案（如《崇祯长编》《明实录》）”，认为若李岩确为大顺核心人物，理应在明朝官方对农民军的监控记载中留下痕迹；其二，“河南李氏家谱中无‘李岩’或‘李信’的记载”，且“李岩‘改名投闯’之说无同期实证”，认为个体生平关键细节的缺失，足以证明人物为后世文人虚构。
这种考据路径的优势在于“细节严谨”，始终将“史料实证”作为判断存在的前提，避免了“以逻辑推演替代史实”的风险，这是其能成为史学研究基础方法的核心原因。
2.局限：脱离“流寇政权史料特性”的方法论错位。
将“顾诚论”应用于李岩争议，却陷入了“语境错位”的困境——它忽略了大顺政权作为“流寇起家”的特殊属性，用“成熟王朝的史料标准”苛求“未完成建制的流寇政权”：
从政权特性看，大顺从未建立完善的官方档案体系。从崛起至溃败仅十余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入京仅42天便仓皇西逃，大量决策记录、人事档案随战乱遗失，根本无法像明朝那样形成系统的“官方记载”；明朝官方对农民军的记载本就带有“妖魔化”倾向，多聚焦于“剿灭进展”而非“内部人物”，遗漏李岩实属正常。
从个体史料看，李岩即便确为河南举人，其家族也未必有“系统修谱”的条件——明清易代之际，民间家谱因战乱遗失、篡改极为常见；而且，修谱过程中对入谱对象亦可能有所选择。总之，“无家谱记载”不能等同于“人物不存在”。更关键的是，“顾诚论”将“非官方记载”的价值边缘化，却忽略了对大顺这类无能力自我记录历史的政权而言，“私人笔记”“士绅见闻”（如《明季北略》《国榷》）反而比“明朝官方档案”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简言之，“顾诚论”的考据逻辑本身无错，但错在“不分语境的套用”——用研究“明朝廷”的方法研究“大顺军”，如同用“鉴定青铜器的标准”鉴定“陶器”，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与历史语境脱节。
三、范式之争的分野与超越：走向一种综合史学。
“过程论”与“顾诚论”的分歧，本质是“历史逻辑优先”与“细节实证优先”的分野，二者并非对立，而是适用于不同历史语境的考据范式。通过核心维度的对比，可更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差异与互补性：
核心依据，“过程论”范式历史过程的逻辑闭环、多信源叙事耦合，“顾诚论”范式原始官方史料、个体生平细节实证。
优先级，“过程论”范式整体逻辑 > 个体细节，“顾诚论”范式个体细节 > 整体逻辑。
适用语境，“过程论”范式史料残缺、记录非常规的历史时期，“顾诚论”范式史料系统、记录完备的历史时期。
潜在风险，“过程论”范式过度推演，陷入“循环论证” ，“顾诚论”范式脱离语境，陷入“史料虚无主义”。
理想的历史考据，不应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是“过程逻辑”与“细节实证”的相互校正：
以“顾诚论”的细节考据为“锚点”：若存在明确否定人物存在的关键细节（如同时期文献明确记载“李岩为虚构”），则需重新审视“过程论”的逻辑；
以“过程论”的历史逻辑为“骨架”：当细节缺失时，通过“政策转型的必要性”“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判断人物存在的合理性，避免因“细节空白”而割裂历史过程。
对李岩争议而言，“顾诚论”的细节考据虽指出了“官方记载缺失”的问题，却未能解释“多信源叙事耦合”与“历史过程需要”的核心矛盾；“过程论”则通过“政策转型”与“路线之争”的逻辑，为李岩的真实性提供了合理支撑，同时也不否定“细节考据”的价值——二者的结合，才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四、余论：李岩符号与历史过程的双重真实性。
史学界还存在一种中间观点：“李岩”或许并非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代表了“投奔农民军、试图引导其走向正规化的士人群体”的文学象征或复合形象。即便从这一视角出发，“过程论”依然具有解释力——这个被称作“李岩”的符号，其“推动均田免赋”“反对劫掠”“主张招抚吴三桂”的行为逻辑，依然精准对应了大顺政权内部“建政派”的努力与失败这一真实历史过程。
换言之，争论的焦点可从“李岩这个人物是否真实”，部分转向“李岩所代表的历史过程是否真实”——而后者无疑是肯定的：大顺政权确实有过“从流寇到建政”的转型尝试，确实存在“流寇派”与“建政派”的路线之争，确实因自毁“建政力量”而加速覆灭。无论李岩是“个体”还是“符号”，他所承载的“过程真实性”都无法被否定，这正是“过程论”超越单一人物考据的核心价值。
结论。
“过程论”与“顾诚论”的谐音巧合，恰似一场历史考据的隐喻：历史的真相，既需要“顾诚论”式的细节实证作为根基——没有砖石，建筑无以为基；也离不开“过程论”式的逻辑串联作为骨架——没有架构，砖石只是散落的碎片。
李岩争议的价值，远超“人物是否存在”本身——它提醒我们：历史研究的范式没有“万能钥匙”，只有“语境适配”。在史料残缺的历史时期，考据的核心不应是“因细节缺失而否定整体”，也不应是“因逻辑需要而忽略细节”，而应在“过程”与“细节”的平衡中，寻找最贴合历史语境的答案。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雪芹走狗”所有，欢迎点赞、评论、引用和转发。请注明作者姓名和文章来源，且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联系邮箱：519396948@qq.com。